然，当我们抛开辉格解释理念，以历史语境论的态度静心聆听的时候，历史竞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让我们为之十分触动甚至感动的生动图景，两机构成立后的种种运行竟是如此地具有悲壮色彩而让人肃然起敬。
宪法保障私有财产权的目的至少应是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一个能够实现私益、发挥私人创造力的自由社会，任何社会国都必须以自由国中的私人自治、私有财产权等基本自由权为基础，而无限膨胀的社会国反会对自由国构成威胁。适合性原则要求所采取的手段必须有助于实现所追求的目标。
税法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担负起维护婚姻和家庭稳定的任务。关键词: 征税权;私有财产权;比例原则;国家给付;人之尊严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税收法律关系早已不再被理解为公民对国家征税权的服从关系，如何限制国家的征税权以及保护纳税人的权利已经成为各国法学界研究的重点问题。由于国家的任何征税行为都必须符合宪法，因此从宪法学角度探讨国家征税的界限就显得至关重要。（三）国家征税行为必须符合必要性原则 如果存在比所实施的征税行为对基本权利限制强度更小且同样能够实现目标的手段，那么国家的征税行为就不具备必要性。在对税法进行违宪审查时，一般应采用中等强度的审查方式。
再分配税主要以纠正市场分配结果和缩小贫富差距为目标，这一目标在宪法上具有正当性。流转税的额度不得过度影响最终消费者的消费决定，否则流转税会构成对企业经营自由和消费者消费自由的限制，并阻碍正常的商品流通和市场交易。笔者也一直试图避免这种倾向。
另一方面，我国正经历着从皇权观、义务本位及其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至上向私权观、权利本位及其私人利益考量的社会转型，同时在私人权利尚未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又面临着西方社会正经历的私权限制及其社会利益考量的社会转型。但从中也能发现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一方面，如前所述，国有土地使用权不存在征收，只是在房屋征收后收回。只要在实质内容大体一致的情况下，关键取决于立法思维及其征收制度构建，而不在于立法形式的差异。最后，征收纷争及其公共利益界定需面临司法审查。
失去了民主机制，公共利益也就成了万花筒，也容易成为政府利益或特定利益集团利益。比如美国，联邦和州政府所有土地达到47%，私人所有土地占51%，印第安人保留地约占2%。
二是征收只限于不动产所有权及其附属权利，即便他物权也是随同不动产所有权一并发生征收。（2）我国民主法治基础较为薄弱，导致征收须经人大授权以及司法审查不够。二、征收对象的认定 （一）征收对象认定及其实践 关于征收对象，有学者认为，征收对象既包括不动产，也包括动产。[43] 因此，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引发群体性事件等社会冲突就在所难免。
征收须经人大授权，并通过人大相应的正当程序认定或认可公共利益。但从我国征收实践来看，公共利益界定至少存在如下不足：（1）我国地区发展差异很大，在中央与地方分权不够的情况下，《国有土地上征收与补偿条例》第8条列举的情形难以适应各地方具体需要。[18] 参见房绍坤、王洪平：《集体土地征收改革的若干重要制度略探》，《苏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第63页。所谓征用，是指国家基于抢险、救灾等紧急情形而临时使用他人动产或不动产并给予一定补偿的一种行政行为，但不转移财产所有权。
笔者以为，在没有或难以通过购买等民事手段获得他人不动产所有权的情况下，他人并没有过错，更不存在违法，但政府基于社会公共利益，强制征收他人不动产所有权，应当按照私法领域中的公平原则足额补偿。[16] 参见梁慧星：《谈宪法修正案对征收与征用的规定》，《浙江学刊》2004年第4期，第120页。
姑且不论历史，即便从社会发展常理来看，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政府都有基于社会发展需要而可能出现征地拆迁或类似现象。集体土地所有权人是谁？我国《宪法》等相关立法对此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
三是根据孙中山先生早就主张的照地价税观点，政府对因征收补偿的被征收人征收土地增值税等税收调节，以这种透明的税收规则，既能实现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也能为被征收人所接受。因此，遵循征收自身规律，面对我国征收中的现实问题，讨论与相互借鉴世界范围内的征收制度在所难免。[32] See Steven Shavel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34. [33] See Frank I. Michelman, Property, Utility, and Fairness: Comments on the Ethical Foundations of ‘Just Compensation Law, Harvard Law Journal, Vol.80, No.6 1967, p1258.Edited with introductions by Richard A. Epstein,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and Freedom of Contract, GarlandPublishing, Inc., 2000, p210. [34] [日]西冈、久鞆.松本、昌悦、川上宏二郎：《现代行政法概论》，康树华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8页。笔者认为，法律不宜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公共利益直接加以定义。要么可能限制过度，要么可能限制不足。[28]不仅如此，公共利益与政府利益或特定利益集团利益有时更难以明显辨别。
但也因此产生了诸多问题： （1）集体土地征收时被征收人虚拟化 笔者早已论及，源于原苏联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及其集体财产概念值得商榷，[17]集体土地所有权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当初没收私人土地收归国有时，为了平抑私人不满而采取变相国有的折中做法。在此背景下，我国征收对象、公共利益界定、补偿标准、征收程序等立法、执法思维与私人权利诉求均有程度不等的摩擦，因而征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及其诸如此类的群体性事件就在所难免。
比如有学者认为，公共利益是无法定义的，其理由在于公共利益的内容和受益对象具有不确定性。而这又恰是中央在某些领域集权过度自我寻找的麻烦。
[19] 熊金武、黄义衡、徐庆：《农地征收补偿标准的困境解析与机制设计---基于信息不对称下的一个讨价还价的框架》，《现代财经》2013年第1期，第8页。比如2005年美国的凯洛等诉新伦敦市等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经济发展为由作为征收的公共利益裁判，以支持当地议会授权征收行为。
该特定财产权不仅限于土地所有权，还包括土地上附属物及其附属权利。因此，所谓公平补偿(Just Compensation)就是合理受偿、完全补偿或足额补偿，而且必须是现实利益补偿，而不是以预期利益（conjecturedadvantage）补偿。这并非是政治家、经济学家或法学家等所创立，而恰是那帮源于生活实践的大字不识的农民本能追求，那帮农民才不会想到公有制、私有制等诸如此类的无谓争论，想到的就是如何解决吃饭问题。但与《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等相比，并没有多大区别。
其实，再细细回味一下：是否代表不特定多数人有时也是模糊不定的。一旦税收、监管和责任规则的修订被确认为社会控制的可互换手段，那么整个政府控制财产的占有、使用和处置就必须在征收补偿条款的严格审查范围内。
而且，还将影响到《物权法》的有效实施。但在现实国情下，这不能成为阻碍上述修法的理由，上述修法及其临时性做法仍是相当必要的。
基于抽象意义的国家利益保护还是私人利益保护，决定了征收制度实践差异。公共利益的界定标准取决于征收的公共利益要远大于征收所致的私人利益损失。
（2）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地区发展差异很大，全国统一衡量的公共利益是不现实的，也是引火烧身的做法。同时，税收也是对政府征收监管的一种有效手段。[38]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的公平补偿条款到底是按照重置成本法还是市场价值法来补偿呢？该条款并未言明，或许也无需言明。同时还要受到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
[13]在美国，征收在司法及理论实践中一般都是针对土地等不动产所言。另一方面，上述他物权不能单独作为被征收对象，均是依附于集体土地所有权征收而征收，但集体土地所有权人虚置也影响到他物权人征收权益行使。
美国法院从诉讼目的角度对市场价值法做了相应解释，所谓市场价值法，即以土地及其他不动产征收时按照市场上买者与卖者之间所能估量的最高最佳价值为基础。[36] See Paul Goldstein, Barton H. Thompson, Jr.,Property Law: Ownership, Use, and Conservation, Foundation Press, 2006, p207. [37] See Richard A. Epstein,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 of PrivateProperty and Freedom of Contract, Garland Publishing, Inc., 2000, p313-314. [38] 所谓拆分损失，是指土地等不动产征收后剩余部分价值与这个剩余部分作为整体的一部分考虑时所发生的价值损失。
当时此种征收的公共利益主要针对破败地区。不要奶或少要奶的孩子，少给点的人治现象，而这恰是引发征地拆迁群体性事件等社会冲突的重要因素。
